艺术与管理有没有关系呢？艺术缘何需要管理？抑或管理如何作用于艺术？对于长期从事“纯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来讲：要将“艺术”进行“管理”的行为或工作，曾经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在一般艺术创作者的精神领域中，艺术是绝对“自我”的。艺术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作为艺术家的“本我”也未必能够精确地回答，因为艺术的内涵和外延，实在太丰富！决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从而在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类精神领域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这样一种以感情和想象作为特性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对于从事这样一个专业的创作群体来讲：“艺术”是拒绝“管理”的；从纯人文学科的艺术史来看，在艺术与管理之间，尚无一座相衔互济的桥梁。

　　从这个传统的意义上讲：管理的社会学科特征与规律——缜密的逻辑思维、严谨的理论概念、理性的公式定理及方法论对研究审美的主体和客体、对象只能是审美反应的艺术领域应当仅仅产生反作用的影响，或者说二者是相互排斥的。
我想，面对“管理科学”这类理性十足的文字，大概会使很多原本热爱艺术的人望而生畏，艺术本身的什么“知觉、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似乎都被缚上了一副镣铐，以往的“综合心理活动”总觉得即便是生活中的艺术，也和“管理”隔着很远的一层距离。对于这个新兴的学科，如何将艺术千丝万缕的支脉归纳并管理得清晰而合理呢？一种传统的艺术观和一种理性的管理观的联袂是今天摆在我们专业空间中的显著命题，两者共同指出了艺术作为一种产业在当下生存环境中的一些主要因素，它们指出的现实问题是从事本学科工作和研究的人所无法回避的。

一

　　之前我在其它论文中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对于我们这代人（70后）来讲：艺术或许正变成一种谋生的工具，从经济学角度考虑，模仿的成本要比创作的成本“实惠”的多，在这种逻辑下，作为谋生工具的艺术——生活技术，它往往是第一个影响艺术家精神系统的形式，它既似宗教又像魔法；当一个艺术家是带着观念的眼光，而不是经验的眼光看世界时，现代生活方式会以它的“机器性”首先伤害艺术家自己。由于艺术特性的衍变，它迫使艺术家在一般理念上，无法顾及自己生存的土壤，忽视环境的变量；为了引领某种时尚作为一种姿态，一次又一次的反叛，但又往往由于踩空而头破血流。

　　当我们喊着的艺术生活化口号的今天，当消费文化的意义促使社会生活率先进入“体验（experience）经济”的时候，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开始处理未经探索过的社会主题。大胆的新一代艺术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赚钱情有独钟 ；扩大开放的程度、技术传播、视频和表演迅速成为中国多媒体“点击代”可以接受的形式。一个新的高度促成了艺术同管理的融合洇渗。它链接起这样一个“价值链”——一个奇怪的社会行列：一个热衷于自我炒作的艺术家，精明的经纪人，神通广大的媒体，职业的策划经理人，善于冒险的投资商和拍卖行，有奶便是娘的艺术零售商，挑战权威的领地开发者，还有各种各样的广告商、服务商……。在这条“价值链”的每一环，都有效地链接着不同性质的劳动力，使原本非常“自我”的纯艺术在合理的创意产业过渡中变成了大量销售的文化商品，进而变成了滚滚的利润，并在协作中不断增值。尽管这条生物链已经日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明显起来，但并不代表艺术管理是一定符合社会生产力对应式自然位移的。在我国起步不久的艺术管理学科，所有文献对它的论述，即使最精辟者，也不过是别人或者说某个更适用于它的团体的观点，我相信对于今天的艺术管理来讲：它的方法论不能完全靠也不能完全从书本上学到，如果一个从事艺术管理工作或学科研究的人不能直接感受到自己和社会对艺术的需要，就不应当说自己知道艺术管理是什么。
对于一个从事艺术管理工作的人来讲，关于别人的艺术管理观。只能这样看待它——它提出了问题，指出了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而这些有关艺术管理的问题和方法，值得每个艺术管理的工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决定触及其中的某一部分。艺术家和管理者在这条生物链上，都有自己的合理位置。每个位置的角色，都有权开辟一条新的、适用的道路，也可以选择与以往的方式方法完全相反的方向，当然也有可能选择坐享其成。

二

　　在被艺术湮浸若干年后，在多次彷徨犹豫中，我终于认识到，艺术作为每位艺术家必不可少的谋生手段，在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竟然相当大。我也惊异的发现，我一直在靠它呼吸才得以在社会中生存，就像鱼儿不能离开水，也像作为自然中的生物的我离不开空气。从某个角度看，艺术是生存的形式，是谋生的方法；在另一个角度看，它是道德，在某个人生海拔里，它又是宗教；在关注与自我灵魂健康时，它成了政治；在与人交往时，它是外交。但我也真切地感觉到：艺术管理的背后，却常常活跃着一种权力观念——艺术生存空间的斗争和为谋生而打出的煽动人心的旗号，这些体制化的艺术管理观念和形式，以及被激发起来的热情，起始于生活，但对生活的有益改观作用却很小。然而在现实中，却驱使许多不明来龙去脉者奉其为“神明”。

　　其实无论是艺术观还是管理观，都属于“文本态度”。管理观若忽视了艺术的本质，就会以一种“富豪哲学”的态度忽视了自身、忽视了自我，当管理的硬性指标迫使艺术走出象牙塔，进入生产的社会，作为必须对自己负责的生活主题，一些文化艺术，无论是传统的或是西方的，都显得苍白无力。它们将会被整合进入整个社会的生产中，服从或者是利用社会这台稳定的机器。如果他服从，它至少不会破坏这台机器，但是我们不缺少这种稳定，我们需要一种水平，它可以加入到改善这台机器的实事求是的细致工作中来。

　　于是，当我们发现自己曾经梦想终极一生的艺术不再属于任何一个“体制”时，艺术家们开始形成一套个人的艺术观，经过不断的实践、反省和自我发现，我们会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现各种精神的或物质的应用系统。艺术价值会通过在社会学规范下的管理手段，摆放在艺术系统超市的货架上，成为我们今天的谋生工具，但前提是它们都是关注灵魂的健康。然后我更深刻的意识到，艺术的知识系统之间的斗争不过是抢占市场份额的斗争，而这些斗争，作为一个消费者，是不必理会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消费者。而当艺术家作为一个生产者加入其中的生产机制后，已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哪里是你的目标市场，你的目标客户是谁，你如何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时，作为艺术家本体的‘自我’，已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寄居蟹”——整天“艺术经纶”及牢骚满腹。他们在这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当艺术的海市蜃楼越筑越高时，作为倒映的管理系统如何也成比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