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简介：

 

 

        1940年生于大连，祖籍山东荣成。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在黑龙江日报社做记者20年，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1987年以20幅文革专题组照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系列新闻照片大奖”。1996年5月16日提前退休应邀赴美访问讲学，近年来出书办展游走世界。英国菲顿(PHAIDON)出版社以十余种文字出版《红色新闻兵》画册，2003年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2004年获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最佳摄影报道奖”；美国多所大学相关专业选择《红色新闻兵》作为教材。2005年入选1855年以来150年世界54位新闻摄影师行列，2006年入选“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牛津大百科出版的《牛津摄影指南》单独列入“Li Zhensheng”词条。《让历史告诉未来》环球影展五年来在欧美巡展观众数逾80万人，仅伦敦、巴塞罗那两地参观人数均超过10万人，世界五大洲巡展尚需十余年。


        7月9日14：40，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作客中国网，畅谈他的摄影人生。



痛与“新华社摄影记者”失之交臂

         记者：各位网友下午好，这里是中国网•中国访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曾经拍摄过十余万张文革时期的照片，而且也是香港回归和美国9•11事件的亲历者，他就是著名的摄影家李振盛先生。李先生善于用普通人的视角纪录历史，其冷静的纪实风格在摄影界独树一帜，获得了非常多的国际大奖，而且被凤凰卫视评为影响世界未来的50位华人之一，更是第一位登上哈佛和联合国讲坛的中国摄影师，还被美国评为1855年以来150年间世界54位新闻摄影大师之一，可以说成就非凡。我们想知道，李老师是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我们想知道在那个年代生活还是比较贫困的，大家的生活吃饱穿暖就很不错了。您为什么会选择摄影，在当时看来是非常昂贵的事业呢？

　　李振盛：在今天看来，摄影是一项很奢侈的事业，但是在当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都是由国家配备的，那时因为我很喜欢电影、摄影和绘画，1960年考了长春电影学院。考上电影学院以后所使用的照相机、胶卷都是公家发给的，尽管很少但也足够用了。我报考电影学院是出于一种爱好，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摄影，最后如愿考上了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电影学院是要培养为电影事业做贡献的人才，我们长春电影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上马的。大跃进的形势使全国电影战线大发展，各省都成立电影厂，这就需要更多电影人才，所以国家电影局就决定增办两所电影院校，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基础上增加了长春电影学院和上海电影专科学校。但是，我们入学以后，学习了一年多，大跃进所产生的后果就开始显现了，国家开始大调整。电影战线也在缩短，各省刚刚上马的电影厂又纷纷下马，我们的学院也宣布下马，所以我们后来改学新闻摄影，由电影摄影专业转到新闻摄影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闻单位做摄影工作。


　　记者： 当时学摄影专业的人多吗？

　　李振盛：那时候的艺术院校招生人数很少，我们当时摄影系招了24个人。艺术院校当中实行两年以后要搞甄别，就是根据艺术类专业的表现和学习成绩决定你是否适合从事这个专业，每个专业都要进行甄别和淘汰。后来我们摄影系最后毕业的时候只剩下18位同学。

        被淘汰的并不意味着那些人学习不好，可能会被老师认为是艺术细胞不够，但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很优秀的。被甄别的同学有的到了其他专业所做的工作是很优秀的，比如有一位同学改变电影专业去学英语专业，后来中国进口的三叉戟飞机，就是我的同学蒲伦昌负责谈判的。有的人做了教师、医生等等都很优秀。但那个时候的艺术院校有明确规定，两年之后一定要作专业甄别，通过甄别来淘汰一部分在艺术上可能没有太大发展的同学，这种决策是不是那么正确是很难说的，但当时就执行这样的规定。


        记者：当时就业都是国家分配的，不象现在的大学生自由择业。您当时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是不是和摄影有关呢？ 

        李振盛：说起这个事有一个历史话题。我是1963年毕业的，毕业的时候我们有18个人，去学校里挑学生的有新华社摄影部，他们要了五个人。当时这五个人是要送到北京二外学一年英语，目的就是为将来培养驻外的摄影记者。还有农业电影制片厂挑了四个人，光是北京就挑选了我们毕业生的二分之一。 

        我最初是被新华社挑中了，挑上之后我是信心满满，将来就可以做驻外记者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最后公布名单的那一刻，我的命运改变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1962年的时候，宣布长春电影学院下马，我们同学愤愤然心有不甘，觉得自己还应该继续学电影，我们有满腔热血，要把我们的青春献给党的电影事业，这样一下马就像一盆冷水泼到我们头上。我当时在摄影系做班长，到了1962年8月，正好国家电影局领导去视察工作，就住在我们学校不远的一个叫小白楼的招待所里，同学说陈荒煤局长来了，我们应该向他反映情况，我们不想下马，要继续学电影，将来搞电影。 

        我那时候还是20岁的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召开了全班同学会议，讨论要不要派代表向陈局长反映我们不下马的意见。我们必须学电影！同学异口同声，最后推举代表，推举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因为我做班长主持了这次会议，所以算我一个。他们俩都经历过反右运动，他们都知道上访是什么概念，那可不是好玩的，上访高级领导人会被认为是闹事，是在搞非组织活动，但我们三个人当时都同意了，我们谁都不敢公开违背全体同学的意志，所以都同意当了学生代表。

        后来我和其他两个同学商量去找电影局局长汇报同学的意愿，年纪大的同学说应当先请示一下系里，系里说这种事系里怎么能定呢，你们去请示院长吧。当时的代院长说陈局长很忙，你们最好不要去打扰。但我强调说我们知道他有不忙的时候，每天中午一点钟局长一定在屋里吃蚕豆，为什么能知道这样的细节呢？因为向我报告此事的同学当时正在谈对象，对象正好是小白楼招待所里的服务员，是她说局长每天中午一点钟在屋里看报纸、吃蚕豆。后来那位女院长一听也没有办法了，她很不高兴地说反正院里不同意，你们非要去的话就去请示长影党委好了。我们电影学院就设在长影院内，归长影党委直接领导。我们立即去找到长影党委书记，他说你们找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是可以的，但是领导很忙。我说我们一定在他不忙的时候去。在找系里、找院长、找长影党委书记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三个学生代表是一起去的，但他们俩都说我的口才好，就让我一人出面讲话，他们都站在后边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预先就知道此事最终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而我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尚不知政治风浪之险恶。

        我当时虽然很不高兴，但后来我对他们的作法还是表示理解。后来，确定在1962年8月18号的中午去见局长。我们三个学生代表约好了，到钟点以后就我一个人在场，左等右等那两个人总也不来。当时为我引路的那个同学后来成为辽宁电视台著名导演，当时他说局长比较忙，一会儿就过点了，你不去怎么办？这样我就一个人去见了局长。那个年月和现在的情况都一样，一些高级领导人是好见的，对群众态度也很好，就是下面的人总在设法阻挡上访。我独自一人向局长反映了情况，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还请我吃蚕豆，他表态说现在的调整是全国大局，下马是中央从国家大局所决定，你们应该顾全大局，将来电影事业大发展的时候一定把你们这批人找回来。我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去上访了，也让局长知道了我们的心愿，第二天局长给我们学生代表写了一封两页纸的信，至今还完好保存在我手里。后来局长回到北京与新华社和农业电影厂等单位沟通了，1963年这两个单位都到长春挑选毕业生。新华社选中了包括我们三个学生代表在内的五个人。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是全班最好的之一，但最后毕业分配时，代院长因为一年前我不听党的话独自去上访的事，以此找茬给我"穿小鞋"了。

        当年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学校领导想给你一点制约或者报复你，通常都是选择在最关键的时刻--毕业分配时行使他们的权力。到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把我从新华社的五人名单中拿掉了，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和已分配到哈尔滨的一个同学对换了，我们互相调换了位置。那个同学原分配到黑龙江省科委情报所情报处做资料翻拍员。就这样，我无奈地到达了哈尔滨。所以我不是"分配"到黑龙江，而是"发配"到黑龙江的，当时嘴上不敢直说，心理却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心有不甘地想，我要用自我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