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文化伦理不仅与其他非西方文化大相差异，即使在西方文化内部，也与天主教文化大有反差。都读同一本圣经，但读法大不一样。天主教强调的是罗马天主教会解释圣经的权威。而新教是“抗议”（“新教”的英文名protestants，意即“抗议派”）罗马天主教会，强调的是个人读圣经、个人理解圣经的权利。所以，法国哲人格农（R. Guenon）称新教是一种“宗教的个人主义”，本是西方现代个人主义的根本起源。

新教派系繁多，有德国路德教、瑞士加尔文教、法国胡格诺教、英国清教……等等，后来尤以加尔文教影响最大，在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加尔文教，几乎成了新教的代名词。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职业构成上也有较大差别。历史上，新教徒大量是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相当大的比重是“市民”或“市民阶级”（bourgeoisie，后来被译作“资产阶级”）。天主教徒大量则是农民。法国历史上几次对新教徒的迫害（16世纪），都造成大批手工业者外逃，逃到荷兰、德国、瑞士等地。以至形成现代欧洲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的基本格局：荷兰、德国、英国、瑞士等国是新教国家（从英国衍生的美国是当今最大的新教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是天主教国家。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职业上的差异，也发反映在家庭为子女选择的教育方向上。韦伯说：“天主教徒父母与新教徒父母为子女提供的高等教育种类大不相同……天主教徒乐于选择的是文科学校所提供的人文教育，”而新教徒家庭则愿意让子女去读“训练技术人才和工商业人才的学校”（25页）。就是说，天主教家庭倾向子女去读“文史哲”，新教徒家庭更愿意让子女去读工商技术管理（这也已成为今日中国家庭的主要选择倾向）。因为有这样的择业差异，新教徒“一般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介入经济行为”，“在经济上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26页）。在国家经济状况上，新教国家普遍比天主教国家经济工商业发达。

正当天主教徒在喃喃念叨《圣经》中“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时，新教徒则把挣钱、获得财富看作是践行上帝赋予的“天职”（calling）。

加尔文教有个特殊教义，叫“灵魂得救预定论”。就是说，一个人的灵魂最终能否得救，死后能否进天堂，不是靠你的宗教修行或行善积德，而是上帝预先选定的。那么，怎么才能证明你是被上帝“预定”的呢？那就看你是否在尘世践行“天职”而发财致富！

嚯，发财致富才能进天堂！新教根本地扭转了天主教“骆驼论”的财富观，变成了只有富人才能进天堂，完全颠了个倒。

新教“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53页），赚钱是人生的唯一目标。怎样赚钱？两句话，也是美国国父富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劳动劳动再劳动，不要浪费光阴贪懒惰；“信用就是金钱”，生意生意再生意，谨守信用发大财。

新教伦理带来一种“财富主义”，直接导致“金钱是大地的主人”（pecuniæ obebiunt omnia伊拉斯谟语）。人生在世，就是不停无止息地挣钱做生意，踩着钱堆升天堂。法国哲人路易·鲁吉埃（Louis Rougier）归纳道：“对于天主教会，是以善行来完成灵魂的得救；对清教徒，是用好生意来保证灵魂得救。对于产生于宗教改革的现代人来说，（人生）只是做生意，仅此而已”（《民主的玄虚—其起源及其幻觉》）（2）

新教文化伦理，理直气壮地把人生归结为“只是做生意”而已！如此人生观，一定令中国传统文化人匪夷所思。在新教伦理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精神气候”（丹纳语）环境下，资本主义精神想不发生也难啊。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情节：在韦伯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直接相连之时，德国重要社会学家威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则把犹太教与资本主义精神挂起钩来。而鲁吉埃又把他们两个人揉到一块，把犹太教—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三点连成一线。

当然，韦伯自己也注意到犹太教与新教的某些重合，认为当时一些学者把英国清教说成是“英国的希伯莱主义……是有道理的”（129页）。在第五章第58条注释里，韦伯也承认：“仅就法典犹太教而言，清教道德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它密切相关。”（237页）松巴特就很明确，在《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一书的序言中宣称：“在对韦伯的论证作了深入分析后我坚信，曾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产生过确实影响的清教因素，不过是从犹太宗教的基础观念里借来的东西”。他还在另一本《资产者》中断言：犹太教“内涵了、并逻辑极端地发展了所有资本主义的宠幸学说。”鲁吉埃只是顺水推舟：“如果人们仔细领会一番会发现：加尔文教不过是犹太教的继承人。犹太教比加尔文教早得多就以一种资本主义心态对待经济生活……新教只是去掉犹太法典的戒规，而将犹太精神普世化。这一点是如此成功，以致清教堪称英国的希伯莱主义。”（同上，第306页）

因为犹太教与新教有这样的历史共同性，所以犹太人到了新教的美国如鱼得水。犹太教与新教在美国水乳交融，以致我们无法分辨出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特征，是源自犹太教还是出自新教。“在任何地方，犹太人都是商业自由的最热烈的辩护人”，“谁都没有像犹太人那样促成了这个宣言：物质利益高于人类任何其他目的；谁都没有像犹太人那样促成播散了这个心态：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估价和买卖，哪怕是精神财产。”（同上，第309页）这些犹太精神，其实也是新教的精神。鲁吉埃的眼光深邃：是新教，或者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新教国家美国，将犹太精神普世化了。内里是犹太精神，外在是新教面孔。美国人泰德·斯坦格（Ted Stanger）说得有意思：“（美国）是一个深刻打有加尔文教印记的国家。在我国，甚至天主教徒和犹太人都是加尔文教徒。”（3）

抛开任何道德判断，用“重商重利”四个字来概括新教文化伦理，应该比较确当。这种新教文化伦理，正借美国的强势而普世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