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大为：

今天非常高兴迎来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的策展团队，他们来做一个巡回的讨论活动。这样类型的美术馆和美术馆合作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而且我们有这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同仁们一起参加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美术馆和美术馆之间的国际论坛，我觉得这是一件让人非常高兴的事情。

    现在我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来参加讨论会的嘉宾：萨拉·马哈拉吉先生，著名学者，英国歌德斯密斯学院教授；高士明先生，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张颂仁先生，香港著名策划人，多年来一直参加中国当代艺术活动，并且为推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国际舞台做了很多贡献；王璜生先生，广东美术馆馆长，他是广州三年展的总建筑师；秦思源先生，UCCA的副馆长、策划部主任；郭晓彦女士，UCCA的策划人，到场的嘉宾还有凯特和布鲁斯，他们也是策划人。今天举行这样的活动，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卢杰是“长征空间”的主持人，798艺术地区非常有名的策划人，以及“85运动”著名艺术家杨诘仓、王建伟、王鲁炎等。我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下面我把主持人的身份交给秦思源。

秦思源：

我们可以把话筒直接交给广州三年展的策展人，有请高士明老师发言。

高士明：

非常感谢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会议，我感觉有点太正式了，刚才和卢杰还在谈，今天的会场特别像发布会现场，这不是我们的初衷。费大为先生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他的介绍故意装作大家很不熟，其实今天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收集问题和接受批判。我们接受批判，不仅仅代表第三届广州三年展，而且也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个“靶子”，大家手上都拿到了关于广州三年展的调查问卷，这个问卷不是由策展人、由展览向艺术家发问，而是邀请艺术家向我们发问，以及向一切展览体制、美术馆体制和策展人体制发问。我们希望把这一届的广州三年展变成一个媒介。其实这种高朋满座的机会也是很多的，我们经常会对艺术体制、策展人的选择、策展方式有很多抱怨，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会议变成艺术家对艺术体制进行质疑的平台。

    当然在收集问题之前我想先强调几点。第一，大家手上拿到的大标题，“与后殖民说再见”，是我们一个批判性的理论出发点，它并不是展览的主题，而是在这个展览开始构造之前先行设想了一下我们不想要什么，第三届广州三年展可能不是什么，这是我们在前期进行的一个批评性开端。从这个开端开始，我们希望和艺术家们有一些交流，包括今天这样的艺术家提问的计划，然后后期会有一系列的研讨，我想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想和艺术家一起慢慢的策划这个展览，一起把这个展览一点点的搭建起来。

    今天的主要发言人都是艺术家，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剩下的时间，希望艺术家们能够残酷无情的提问，能够为三年展的整个策划和思考提供一些新的视野、一些批评性的建议。

郭晓彦：

今天的研讨会当初设计了两个环节，首先是与艺术家分享策划人在这一阶段的思考，然后由艺术家针对这些问题向策划人提问。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给萨拉·马哈拉吉先生或者张颂仁先生，让他们简单说一下，艺术家也想分享他们的观点。

卢杰：

建议萨拉·马哈拉吉先生能不能介绍一下在广州、上海和艺术家聊的什么话题，大家热热身。

萨拉·马哈拉吉：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讨论会，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对话建立一种亲密感。先回顾一下这10天的讲座，我们的收获非常大。可能这个故事从更早以前开始，有一天我在伦敦收到了王璜生先生的来信，他邀请我参加广州三年展的策划工作。我当时很有兴趣，但也很糊涂，因为他们选择的主题是“与后殖民说再见”，与多元文化主义说再见。我认为可能在解读中产生了一种误解，中国怎么能跟这么重要的话语切断关系呢？所以我开始想到底告别殖民主义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作为一个生活在世界艺术系统中心的人，应该有一种责任，就是听到世界别的区域是怎么进行讨论的，他们对后殖民主义或者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可能和伦敦的理解不一样，所以我希望跟他们进行沟通和讨论。前两天的会议都非常有价值，它使这个交流过程变得清晰化，怎么建造一个共同的基础来讨论这些问题，不单是学术上或者多元文化的价值问题，而是这两个话语怎么影响着艺术实践和创作。

    我从这两个会议中得到一个启发，“与后殖民说再见”其实不是广州三年展的主要倾向，而是初步建造一个对话的策略。“与后殖民说再见”这个话语的精神，其实它可以作为一种反抗和妥协，脱掉三年展作为一个简单概念呈现出专指性的倾向，这样就可以产生一种在互动中的话语理论和实践网络，这样一个展览的实践其实一直在不停的发生。

    第二个清晰化的过程是关于话语名称的本身，怎么去理解“与后殖民说再见”这句话。在英语中他们做了一个调整，英语的“Farewell”就是说你和这个东西说再见的同时，也承认会有再见到它的可能性。英语的“Farewell”有祝好的意思，所以说这个词具有一种多元的意义和双重的暧昧性。昨天在北京大学进行的讨论分成两部分，一是和一些教授的高端学术交流，二是和学生做的比较活泼性的对话。可能阐明了一个事实，后殖民作为现状是不能脱掉的，因为它毕竟在影响着很多现实，但是后殖民这个话语如果作为一个展览的框架或者模式是存在问题的，所以有一个区分，后殖民作为话语可能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出发点。

    张颂仁：我们三个人对这个题目有不同的观点。但是08年9月在亚洲有7个国际大展，所以我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国际展到底是什么。在座很多艺术家都参加过国际展览，我们怎么样被选择，我们怎么样主动去介入。这个题目在目前的国际展览也是蛮受关注的一个主题。前两个星期高士明和我去参加圣保罗双年展的时候，他们也考虑明年是不是不办展览，就办一个学术讨论会。谈到国际就得回到萨拉·马哈拉吉教授所讲的到底选择与被选择、权威与被表述是怎么样的关系。

    我们不希望把一个主题变成大家介入的入口，也不想用划分世界地区作为一个办法，我们希望艺术家提出一些你们对国际展览的想法，谈到国际所以才有关于后殖民的话题。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介入国际艺术展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在广州和上海都有不同的反映。邱志杰很明确跟国际美术馆的馆长说，我们很介意西方对我们的表述有没有错误，这种表述有没有对我们不尊重。如果表述错误的话，等于办展览让别人骂。不过总比没有新闻好，表述的越多，对他的整个立场可能越丰富。可是我们在上海这一场有两个很不一样的反映。金峰在情急之下竟然说他决定不参加国际大展，大家突然觉得松了一口气，我们还是要问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好象徐峥本来也要介入这样一个话题，结果他走掉了，但是我们知道他还是会参加国际展览，高士明提醒我说徐峥决定参加北京双年展。广州三年展提出这些问题主要也是因为明年有这么多的亚洲国际展览，大家肯定要考虑到底这些展览在亚洲出现和在欧洲出现有什么差别。我们希望透过广州三年展先来考虑这些问题，也希望艺术家提供一些新的想法，从参展人的角度来说参加国际展有什么意思，我们从亚洲的立场出发提出一些新的立场、新的想法。

    希望大家给我们提出一些意见。

秦思源：

首先感谢萨拉·马哈拉吉和张颂仁先生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阐述。萨拉·马哈拉吉教授介绍了一开始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对于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反应。张颂仁介绍了开始有什么样的思考和什么样的线索。

下面我提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如果是在英国或者其他地方，提这个问题有很多的切入点，有很多方面，可以思考很长时间。在中国作为一个双重身份的人，像我自己，英国是有殖民史的国家，中国是没有殖民历史的国家，我这几年在中国生活，好象中国对后殖民还没有说“你好”呢，我们已经开始说“Farewell”了。所以萨拉·马哈拉吉教授说英文这个词是“再见”，但是“再见”是“以后还再见”呢还是以后就不见了，这个模糊点是不是一个方面。至少我特别特别感兴趣，为什么你们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不知道谁回答比较好。

萨拉·马哈拉吉：

昨天已经进行了一场学术讲座，但是说到“与后殖民说再见”的来源，其实最大的来源是伦敦大学一个教授的著作《与理性说再见》，他对理性的态度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西方很多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但是跟理性的告别或者说再见，其实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如何给理性这个概念增加一种弹性，这样可以使它能够与更多的现实发生关系，所以是这种意义的告别，而不是在再见之后就再也不见的意思。

    我非常高兴听到“再见”在中文里也有还要见到的意思。哪怕我们彻底超越了后殖民的现实，哪怕没有这种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现实或者是因素，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话语都是对权威和压迫的关注。这种动态性的倾向，可能在艺术界里面体现的比较明显。所以还是值得探索的。

凯特：

你刚才谈到了理论和艺术实践、策展实践的关系，我想就这个做一个回应。很有意思的一点你把理论看成是艺术实践的一个平台，而不是框架，也就是这些策展理念或者是艺术家他们的想法是从这儿来的，而不是把它当成局限的框框，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提出一个问题可以把理论扩大成一种开放的交流，实际它对一个中心的权威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力量，使它动摇，这样一点我非常有兴趣。通常为了一个问题就会得到一个答案，有了答案又该怎样呢。就好象你发出邀请之后我们就必须对这个邀请做出一个回应。

萨拉·马哈拉吉：

谢谢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提的很有意思，而且对我们的讨论也很有帮助。我很小心的没有使用“平台”这个词，因为第十一届文献展上这个词被使用了太多遍了，所以我更愿意提“框架”。我想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原来我们一直强调南北之间的差别或者中国人眼里也有西方这样一个观念。在提到压迫与被压迫，权威与反权威概念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受压迫者一方也可能成为压迫别人的人。中国有一个对西方固定的的观念，但是中国内部有没有存在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中国内部是不是也有西方、南方、北方的观点呢？

    另外一个例子是现在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中国和非洲的关系非常友好，可以说是非洲国家的朋友，但同时也是非洲地区的主导力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殖民力量。就这些方面来探讨一下压迫和被压迫、权威和反权威也是很有意义的。

杨诘苍：

既然大家是老朋友，就应该带有帮助性的态度。现在最关键的不是提问题，而是怎么把它做好。按照我的经验，我是经常谈经验的，我的经验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不要不好意思。比如说后殖民问题，中国大陆和香港看后殖民是不一样的，我在展览中已经看到了香港的态度。但是理论上应该强调香港的经验对于珠三角地区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香港的经验就没有珠三角的改革开放，没有珠三角的经验就没有全中国的经济繁荣，没有全中国的繁荣就没有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这个出发点不是从中国看的，因为我不住在中国。尽管我在广东生活过三十年，但是我观察中国、观察世界是从欧洲的角度来观察的，主要是从德国。我是从德国和巴黎来观察中国。

卢杰：

没有香港就没有珠三角，问题是没有英国殖民哪有香港。

杨诘苍：

广州三年展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从地理上它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再一个问题，证明这种殖民关系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这是学术问题，不要害怕，你们作为策划人，在学术层面上的把握应该有一种前瞻性。理论上这是理论家应该解决的问题，我更关注实践，因为我是艺术家，在实践上，你们现在有一个缺乏的地方，就是实践经验。你们的理论都非常强大，但是有时候做展览光有理论是很危险的，我的感觉还不够。如果好的展览，使艺术家能够产生好作品的展览，很关键的是策划人和艺术家之间的讨论。文献展的成功在于它全部展示的是作品。我的经验是所有好作品不是自己一个人做出来的，它是跟策划人一起或者和主办人一起产生出来的。这里我有一个提议，你们的策展团队应该增加一个艺术家，这是一种提议，你们可以思考。或者增加一个建筑师，增加一个对于现场、对于作品特别有感觉的人，让他参与进来。有太多可能性了，我们进来是帮助解决问题，不要提问题，问题已经太多了，问题已经太严重，这个题目真的是太难做，你们走得太前，这个问题应该在五年以后提出的，但是突然一下子在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美术馆那儿提出来了。  

邱志杰：

一开始高士明提出这个问题肯定是在反感什么，反感什么没有明确的说出来，不要光停在否定练习上。这可能是大家期待看到的，策展人和策展人想法不一样，太对了，这是好事情。这个想法对于一个学者身份的萨拉·马哈拉吉教授是一个很古老的状态，我觉得萨拉·马哈拉吉教授把它拆成两个层次了，有再见的意思也有不再见的意思。拆成两个意思以后，对是对，但是很不爽，要用实践把它扎实，把这个话运用实践夯实，这时候不能退回来说，其实也不全是想说再见，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作为策展人要解决这样一种问题。

萨拉·马哈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