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宅论》

　　 给这样明晰易懂的书写序其实是很难的，但即便是这种易懂的书里，也包含了很多的层次。

　　作者隈研吾提倡的是，将日本的住宅分为十类，来探索日本人的居住感觉。“十宅论”这个题目本身就是带有游戏性质的。首先是模仿了过去将住宅神圣化的《住宅论》的题目，其次，它的内容又会让人联想到马可·维特鲁威（译者注：古罗马御用建筑师）的《建筑十书》。可以说作者通过模仿《建筑十书》表现出了重视文脉的日本式记号的原理，以及它所象征的意义。维特鲁威所说的“古典主义建筑”的精神，就是基于“分类”而来的。作者正是采用了这种，在分类基础之上来明示各种“象征”意义的风格。提出“构造理论”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野性的思考》中，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古代社会所特有的思考方法，而作者的思考方法，其实是对克洛德的一种模仿。

　　 序论的那个章节，几乎就是一种日本文化论。隈研吾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帝国》为例，强调了日本文化中象征的重要性。同时，找到了西洋文化中的象征作用，与日本文化中的象征作用之间的细微差别。他推定，爱奥尼亚式柱子的象征作用，跟壁龛的茶室插花所代表的象征意思，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他的理论依据来源于，两位法国的日本研究者的理论。一位是奥古斯丁·伯克（Augustin Berque），他是社会学家、著名的北非历史研究家雅克·伯克（Jacques Berque）的儿子，他几年前一直在东京的日法会馆担任馆长。另一位是语言学家艾历克斯·李嘉乐（Alexis·Rygaloff），他是法国驻日使馆里的文化参事，还是我所在的研究所里的客座研究员。

　　 隈研吾的日本文化论，就是基于这两人的理论之上的。伯克提出的理论是“日语的文脉依存构造”，认为日语的单词并不是没有变化的，而是由不同的语境决定的。伯克的这个想法，跟李嘉乐的“场所中心语言”说又是一致的。隈研吾在注释里已经解释过，场所中心语言与“人称的、主体的、自我为中心的语言”（西欧的大部分语言）是相对的，而这正好跟“理论中心语言”是相重的。这一观点既很好地说明了日本人的性质，又说明了日本文化中记号的性质。人们常说，西欧文化是靠物体的单位来计量的。即便是在神的面前，构筑世界的物体也是由不变的单位组成的。例如，主语清晰的语言是如此，构成建筑基础的四四方方的砖瓦是如此，音符变换组合成音乐是如此。构成现实的事物，就是确定了单位的构成体。但伯克、李嘉乐指出，日语就不是这样的，日语中支配语言结构的是文脉。反映在建筑上就是，城墙虽然也是使用了石头，但建成的是嵌入式结构。反映在音乐上就是，三味线音乐根据音乐本身的意境，来决定下一个音符。在探索到下一个音符前的间隙，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SAWARI”。能乐（译者注：日本的一种艺术形式）中的音乐，也都是不定音程（译者注：两音间的距离）的。地方歌谣也重视这种音乐里的“意境”。

　　 换言之，西欧文化中语言的符号作用是固定的，而日本文化中不确定的因素要多，是依据文脉附加内容再发挥它的作用。因为西欧语言中，词的意思都是固定的，所以要想产生出新的意思，就必须创造严格的作诗方法。相比之下的日本作诗方法，是靠文脉构造来产生新的意思的，就如连歌（译者注：日本古代诗歌的一种）中“座”就是一个规定的语法。这一点，是值得对记号学有兴趣的人去好好研究的。

　　 隈先生将壁龛上的插花，作为文脉构造的具体例子举出。

　　 “插花本身不能充分给出其形态上的定义，它本身只不过是开在角落里，再普通不过的一朵花而已。而它所处的‘场所’却是特定的，处在这样的‘场所’，即使是一朵毫不起眼的小花也因此有了象征作用。”（引用分类的前提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