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们主办的"十佳记者"评选颁奖时，我特地邀请卢广到中国青年报社6楼礼堂，请他向一百多位来自首都各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演示他的照片，并介绍 他的拍摄体会。可以说，那时的卢广名气还不大。我记得我向与会的同行们说，卢广不是新闻记者，但他做的应该是我们新闻记者应该做的工作。因为他的"广东吸 毒"、"青海淘金"等专题作品确实让我深为感动。

        没想到，卢广介绍拍摄经验时竟"走了嘴"，他说为了拍吸毒者，不仅和他们混在一起，甚至还要掏出一二百块钱给他，他才肯扎针。

        照片是这么拍的！

        我像是在众人面前吃了只苍蝇，恶心又尴尬。没办法，人是我请来的。

        SARS期间，在地坛医院又遇卢广。我知道，在我想方设法都进不去医院的时候，神通广大的他已能出入几家医院了。

        我曾问他，晚上你住哪儿？他说每天回家住。

        我说那怎么行，万一把家里人染上了怎么办，太不保险！

        他说，进家门先消毒，问题不大。

        我们在一起拍照时，卢广风风火火，挺规矩的。我至今还保留着他给我拍的工作照。

        18天后,我离开医院。为防不测，不能回报社，被隔离在一家宾馆观察。没想到很快接到仍在医院采访的一位同行电话：贺老师，你刚走，卢广就摆上了！

        怎么回事？我问。

        今天有个病人死了，卢广非让医护人员面对遗体双手合十，做祈祷状，弄得人家很不高兴，人家忙着清洗遗体，说，咱们中国人，哪有这种习惯呀！场面挺尴尬的。

        我又问：你在场？

        我在。除了医护人员，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跟卢广说，别这样，犯得着吗！

        我很快和卢广通了电话。

        卢哼哼唧唧，承认有这事。

        我对他说，我提三个问题你考虑：一，新闻照片如果能这么拍，你何必冒险进病房？你还每天回家，把老婆孩子染上了怎么办？你不如找个影棚，想怎么弄就怎么 弄，还绝对保险！二，你的照片把读者感动了，但一旦读者知道了你的拍摄过程，你再想想，他们那份感动还存在吗？三，业内的同行知道了你是这么拍照片，人们 有理由重新审视你过去所有的照片，这是你为此付出的代价！

        卢广感谢我，说只有我这样的老师才会直接了当地批评他。

        后来，我们还通过两次电话，他都是感谢的话。我说，如果谅解你，我只能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就是你还没有受过正规的新闻训练。

        大概两年前的一次春节聚餐，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位负责人提起卢广，竟气不打一处来。

        原来是他们周刊使用了卢广"河南艾滋病"的一组照片。没想到照片中一个孩子的家长找上门来：我那孩子好好的，谁说他有艾滋病？现在同学都不敢理他，村里的孩子也不敢和他玩了。人家天天来闹，要求赔偿40万，我们也找不到卢广！

        后来怎么办了？

        我们被逼得没办法，最后找关系找到县政府的人，由他们出面才算把事情摆平了。

        我暗暗庆幸自己躲过一劫。卢的那组照片在"荷赛"得了奖，我得到消息后原准备在我们报上给他发个画刊，没想到上面很快有了禁令（当然他们的出发点是想掩盖艾滋病的现实了）。无奈的我曾为此大骂不已。

        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这么想，如果我们在揭露社会问题时存在着不想负责的似是而非，它就如同向那些卫道士们递上了一把刺向我们自己的匕首。

        2007年"华赛"评选，当评委们审看一组照片时，一位德国评委立即提出：我的印象其中一张不是2006年,而是2005年拍摄的！

        那位德国女人即到走廊给她的编辑部打电话查对。一位组委会成员也受托与卢广电话核实。

        几分钟后，两个电话都有了结果。德国的编辑部证实那幅作品的确是2005年拍摄的。

        此作的中文说明根本没写时间记录。卢广电话解释说，他太忙，照片说明都是他老婆帮忙处理的，可能写错了。

        本来，拍摄图片故事是允许跨年度的。可听了作者解释，中外评委认为已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了。当再次投票，原本得票不低的作品，竟一下被"毙"了。

        这组照片的落选，自然不是因为作品，恐怕是作者的诚信让评委有了共识吧。

        27日，新京报一位女记者就《喜马拉雅的枪声》电话采访我。她说，卢广觉得很委屈。我说，你应该问问他，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我曾经很敬重卢广，我知道他很热爱摄影并为此付出了不少艰辛，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热爱摄影？难道除了得奖，做摄影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吗？